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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錯輸血引起的醫療訴訟問題
來自:人民法院報    瀏覽:1428次    時間:2014年4月5日
無過錯輸血引起的醫療訴訟問題 
 
◇ 傅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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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醫患矛盾日益突出已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各種醫療事故及其所引發的法律糾紛層出不窮,其中不少案例既涉及到醫患矛盾能否得到妥善處理,以維護社會的和諧、公平與正義,也同時折射出與醫療衛生領域相關的法律制度不盡如人意的現狀。無過錯輸血所引起的醫療訴訟法律問題即為典型一例。在此,筆者僅以患病風險防控問題為視角切入,對現行法律制度下無過錯輸血所引發的法律責任承擔問題進行思考和探討。


    有人認為,在無過錯輸血所引起的醫療訴訟法律問題中,應對被告也就是醫療機構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特殊過錯責任推定原則;而另一種意見認為,基于被告為原告進行的輸血工作沒有過錯這一前提,因此過錯并不是判定法律責任該由誰承擔的前置條件。筆者認為,在處理類似的醫療案件時,以下幾個方面的法律關系值得注意并應當加以厘清:


    其一,醫學上的不確定性對法律證據的證明效力的影響。眾所周知,不少疾病具有極大的頑固性和較長的潛伏期,這恰好反映了現代醫學的水平及其進步的程度受制于當時醫療科學的技術局限。現代醫學對很多頑固疾病的認識近十年來才有所突破。這種醫學上的不確定性,對于法律證據的證明效力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舉例來說,人類對艾滋病等的認識就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由此可以設想——現在所輸的血液中是否有我們目前未知,但將來能證明存在的新的病源?對于這個問題,任何一個醫學研究工作者恐怕都不能輕易地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因此這樣就必然會出現一種情況,即現在醫院完全按現行的診療規范進行治療,但仍有可能在將來的醫學研究成果中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如果按將來的標準來衡量并研判現在的行為,顯然是有失公允。


    其二,經驗規則的證明方法問題。證據法意義上的經驗規則,是指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間內在必然聯系的事理作為認定物證事實的根據的有關規則。很顯然,“已知事實”作為一種經驗,應當是“反映事物之間內在必然聯系的事理”,或者說是人們對客觀事物之間相互聯系的一種普通規律性認識,它可以起到不證自明的作用。在訴訟過程中,經驗規則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發生概率作為認知的基礎和充分條件,才可以達到一種規律性認知的經驗標準。其中,有關認知的確定性、唯一性或者說是蓋然性相當高的可能性,才可在訴訟中被當作是經驗規則來對待。


    其三,如何在法律上就挽救生命的必要性與加重疾病的風險性這兩者之間求取平衡。在醫療過程中,很多醫療行為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治療疾病,減輕痛苦,但另一方面又有可能給患者帶來損害。例如鐳射的放射線,既能輔助診斷,起到重要的治療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有很強的負作用;又如化療,目前是惡性腫瘤的重要治療手段,但其嚴重的負作用人所共知。輸血是治療和挽救生命的必要措施,但又存在著感染其他暫時無法查明的疾病的可能性。理論上,原告也可以被視為是醫療手術的受益人,因此在法理上應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但這并不是說,所有手術可能導致的風險就都應當由患者來承擔。法律在設置上,需要在挽救生命的必要性與加重疾病的風險性這兩者之間,妥善地求取平衡。如果醫療手術對于挽救患者的生命具有緊急、迫切和極端必要的意義,那么相應地,相關風險責任應更多由患者自行承擔,這也就是為什么目前重大手術都需要患者本人或其家屬親筆簽字的道理。但如果一項醫療手術與挽救患者的生命關聯度不是很大,那么,即使法律無明文規定,法院在審理時也應基于公平原則,判令醫療機構分擔相對更多的風險責任比例。而且在這里,還需注意兩個前提:首先,即使是為保住患者生命所進行的醫療手術的風險責任主要應由患者來承擔,也不能免除醫療機構在進行手術時所負有的特定的職業義務和道德義務。也就是說,醫療機構的相關人員必須基于職業上的負責、勤勉態度,嚴格按醫療規范來實施醫療手術,而不能違反手術規程,或不依職業道德良知來實施手術;其次,即使在不以拯救患者生命為目的的手術所引發的風險責任問題上,醫療機構需要分擔相對更高的責任比例,也需要由患者來證明相關損害后果與手術之間存在不可缺少的必要聯系。只要該因果關系鏈條存在,那么即使醫療機構不存在主觀過錯,法院也可根據公平原則判令醫療機構與患者分擔相應的風險責任。


    綜上,在處理個別患者利益和全體人民群眾的健康的關系上,司法機關既需要考慮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也需站在更為全局的視角維護法律適用標準的統一。倘若醫療機構在手術中已盡全力,但仍出現意外或者不能達到患者的期望,在此情況下,法院就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公平正義的立場處理好相關醫療訴訟問題。如果一味從保護個別患者的個人訴求出發來處理相關法律糾紛,也可能導致醫療機構為了應對其在司法上先入為主的不利地位,而利用其專業優勢,為患者制定出更嚴格的診療規范,以預先排除各種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可能。這樣,也許面對一個普通的感冒,醫生也不得不去讓患者做各種各樣的檢查,以從法律上而不是醫學上排除各種疾病。最近在美國出現的一個案例就能反映這方面的問題:一位孕婦在醫院做常規的產前檢查被告知胎兒正常,結果分娩時生下一有嚴重心臟疾病的嬰兒。產婦將醫院告上法庭,法院判定醫院存在重大疏忽從而判處天價賠償。此案一出,全美醫學界嘩然,導致所有醫生拒絕為孕婦做產前檢查,理由就是因為在現有的醫療條件下,對胎兒正常與否作出完全正確的評價是不可能的。當然,以此來舉例,只是為了說明法院在處理相關醫療案件中應當正確地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并把握公平正義的審判原則。由于在醫患關系中,因專業知識和技術條件所限,患者始終處于弱勢的一面,因此,法律在初始的制度安排上仍應優先考慮弱勢一方的合法權益。更為重要的是,立法者須重視醫療訴訟領域的具體情形,以便更好地完善相應立法,從而為患者和醫療機構提供更為完備的法律參考,推動當代中國醫患關系的和諧發展。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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